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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本名为《印度论语》的《瑜伽经》，国内汉文版《瑜伽经》有多部翻译，现在最完整的汉译和最具系统透彻的注释是现代着名的生命学家、东洋生命研究院创始人、王冠瑜伽传承者潘麟先生写的《瑜伽经》直解》(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出版)。
《生命与国学》头条号栏当日连载潘麟先生的《瑜伽经》直解，希望读者。
“《瑜伽经》直解”(连载1 )
译者辩论
圣哲帕坦加利
《瑜伽经》是出生于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之间的印度，作者是瑜伽之父圣哲潘加利( Patanjali )。 据说巴坦加利吸收了同时代和迄今为止各流派瑜伽学说的精义教授弟子们，弟子们将其记录集结起来。 《瑜伽经》的书化过程与我国的《论语》相似——其经文结构也由格言和启发性短文构成。
全经共计196节，分为第一部分“三摩地”篇、第二部分“达成之道”篇、第三部分“不可思议的力量(神通)”篇、第四部分“解放”篇。
瑜伽经》的诞生象征着印度传统六派正统哲学之一“瑜伽学派”的正式形成。 《瑜伽经》不仅对印度文化的各个领域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近几个世纪以来，它的影响迅速扩展到西方和东亚各国，无数哲学家、思想家、艺术家、医学家、政治家和学者从《瑜伽经》中得到了无限的启发和教导，特别是瑜伽爱好者、养生爱好者、传统文化爱好者和各流派以不同的方式追求生命觉醒 《瑜伽经》超越了宗教、种族、文化、政治以及各种文化形态的界限，成为历代人生中最重要的智慧源泉和心灵指南之一，无数圣哲和瑜伽大师通过《瑜伽经》取得了人生和生命的圆满成就。
我国海外各类古典着作——哲学、文学和其他领域，其流出翻译也有着漫长的曲折过程，大部分古典着作都有过多次流出翻译的历史。 至今为止翻译的各汉文版《瑜伽经》大多与原典有很大的不同，更多与原经的目的相反。 这样重要的东洋哲学和瑜伽学的根本圣典，如果由于翻译失误而失去了本来的意义，其结果是难以想象的。 所以笔者觉得不肤浅，重新翻译了这篇经文。 但翻译的事情不是最好的，只是更好。 所以笔者相信拙译并非最巧妙最完美的翻译。 我最后的翻译肯定超过了我。 我今天的翻译工作要超越前人。
潘麟先生《《瑜伽经》直解》
我来总结一下这个翻译与之前的各个翻译相比有什么特点，我觉得有以下几点
一、笔者从小就走上瑜伽修行和生命冥想的道路，天生愚昧，但至今不勤奋学习，积累瑜伽修行和生命证的经验(禅定证、三摩地证、开悟觉醒证、神通证，以及各流派瑜伽修学家与生命内涵的交流等)，笔者深入了解此经的宗旨
二、笔者传承下来的王冠瑜伽，其特征是她珍惜“心传”，通过“心相印”“心传心”和“命相融”这种瑜伽方法，与自己的领导者和历代大成者保持着深厚的生命交流和贯通。 这种深刻的生命交流和贯穿超越了语义表达，类似于心灵感应。 因为从小就长期接受心传的训练，所以比起普通人更能深入“瑜伽经”的作者圣哲潘加利的心和生命的世界。 因此，翻译此经时，圣哲总是如今。 从某个角度来说，这是我和圣哲两人合作完成的工作，也就是圣哲使我成为他谦虚顺从的工具，他通过我的工具完成了这项工作。 ——这些话对于没有瑜伽修证经验的人来说，乍一看听起来很神秘，但对于有点深奥的瑜伽修行者来说，只能说是魔法，绝对不神秘。 天下事对于知道其神秘的人来说很普通，但对于不知道的人来说很神秘，不是唯一的瑜伽。
三、笔者从几年前开始就在印度德里大学作为访问学者，有机会被德里大学梵文学家教授，所以对包括《瑜伽经》在内的印度旧梵文绝对不太熟悉，但不太了解。
四、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只有佛教来自印度，只有佛经来自梵语。 佛教经论使用与《瑜伽经》相同或相近的哲学和修行用语，要正确翻译《瑜伽经》，必须借鉴和吸收中国历代佛教翻译家的经验和成果。 幸运的是，笔者从小就研究佛教的经论，其基本哲学和修行用语大多可以阐明真意。 访问印度德里大学后，主要的攻击方向依然是中印佛教史和佛教哲学等。
五、笔者从少年开始创作，曾写过文学、哲学、瑜伽学和生命学等着作和文章，曾担任报刊主编和主编等职务，自认还有一定的文章基础。 这个在我翻译的时候，没有什么能帮助我更正确地发言、写文章的。 翻译是原作的再创造，因此基于该原作的连续创作也在创作者(翻译者)的文章的基础上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综上所述，我对《瑜伽经》梵文原典的理解很有信心，不怎么进出。
作者:潘麟先生
在翻译过程中，笔者参考《瑜伽经》梵文原典和近30年来有代表性的英译本，尽量避免翻译失误的可能性，忠于作者的意图。 即便如此，梵语的语法句式和汉语的差异很大，感觉翻译非常困难。 为了排除外界的干扰，龙年春节期间远离亲戚朋友住在安静的房间里，尽全力进行翻译。 常常找不到合适的汉语单词，或者找不到正确的汉语词句，几个小时之内无法坐下来决定。 夜以继日，回首窗外，知道东方的白色。 所以，这个翻译结束时，身心俱疲。
从两汉交替开始，中国开始翻译印度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佛教文化经论，直到北宋，我们在一千年左右吸收和消化了这种文化，终于成功地把佛教文化转化为我们文化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 在此期间，我的华族优秀精英几乎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这种吸收和消化过程。 如果我的华族不全力迎接佛教，人类智慧的最高成就之一——文明体系(特别是大乘佛教和金刚乘佛教)，随着在印度的消失，很可能永远从地球退出(佛教在印度在12世纪消失，之后在印度就没有佛教)。
值得庆幸的是，随着我国不断改革开放，中印中断了长达千年的文化移动和交流，重建了一次，这次交流的主旋律变成了瑜伽，而不是佛教。 当时佛教文化的东移告诉我们，这次以瑜伽文化为核心的文明东移的潮流，也一定会对中华文明的复兴和革新带来重要的充实和推进作用。 历史经验表明，每次成功的文化转移，必然引起目的地文化的全面创新，每次文化重大创新，都给人类带来不可估量的福利，给历史留下深厚的知识产权。 我希望我的这个新翻译，能够为这次刚开始的印度文明再次向东移动的潮流，做出一点锦上添花的工作。 如果是这样的话，作为一名翻译员是我的荣幸。
印度许多梵语学者和老练瑜伽师给译者提供了许多启发性的建议，他们强调，这不仅可以帮助我个人，也可以从东方文化和瑜伽的爱好以及对中国人民的深厚友谊中，把帮助我的翻译视为修德纳福，不要以签名方式感谢笔者。 因此，笔者要对他们表示深深的谢意。
潘麟
2012年3月在深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