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图虫想法
这些思想在今天是赤裸裸的人种主义，但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被很多人认为是“真理”，甚至被认为是“进步思想”。
冰川思想库特约书|陶短房
二战后的犹太科学家爱因斯坦( Albert Einstein )以人文主义和反种族歧视的政治面貌活跃在世界舞台上，受到不同政治派别的人们的广泛尊敬，得到了“进步科学家”的称赞。
但是前几天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加利福尼亚理工大学“爱因斯坦文献计划”副主任罗森·克兰茨先生( Ze'ev Rosenkranz )整理，从德语翻译成英语的“爱因斯坦的旅行日记”( thetraveldiariesofalberteinse )
把种族歧视称为“白人的通病”，同情黑人的差别待遇而闻名于世的“进步科学家”，在自己的文章中表现出了明显的种族主义倾向。
爱因斯坦日记中的种族主义倾向
这次出版的旅行日记是1922年爱因斯坦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后，和妻子艾尔莎( Elsa )在5个半月的“探索远东和中国”旅行时写的日记。
当时，他以光电效应和狭义的相对论等而闻名，但并不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战后那样有名，没想到这些个人日记总有一天会完全出版，所以日记的记述大大反映了当时的思想。
▲2018年5月29日，“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旅游日记:远东、巴勒斯坦和西班牙、1922 - 1923”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 (图/亚马逊网站)
在柏林的义理信的原稿上写着的文字中，爱因斯坦说住在上海和香港的中国人“勤劳但肮脏、迟钝、智力低下”，“吃饭时不坐在长椅上蹲着。 欧洲人到森林里蹲着的姿势”。
他谴责中国人“旺盛繁殖力”，“我觉得中国男女之间似乎刻着一种模型，奇怪的中国女性为什么会吸引中国男性的注意，他们想亲近并继续生孩子。
他认为中国人“缺乏思想”，担心“我们这样的人在他们当中生活是多么无聊啊”，还担心“生育力旺盛的中国人取代了其他人种，是多么遗憾啊”。
他在香港游行时嘲笑当地人，说“为了一天赚5美分，扔石头，背着石头”，说“麻木，自己不知道”，“狂欢葬礼，难以理解”，在香港中欣赏西方人孤立的做法，引用当地葡萄牙人学校老师的话
在上海纪行中不仅讽刺了“快乐的葬礼”，还说“声色混杂，对我们的品位很原始滑稽”，描写了当地城乡的“苦力”被忽视、麻木的样子，“他们生活在痛苦和污秽中，却总是显出幸福的表情。 今后也会好好品尝这个”。
他第二次通过上海时写的日记，当地的中国人“思考力低”“工资只有欧洲员工的十分之一，店主也雇佣了后者。 因为他们不能胜任工作”。
对于其他一些沿途看到的亚洲民族，他也使用了同样的语调和说明。 例如，当时英属西兰(斯里兰卡)州都哥伦布的居民说“工作少，需求少，经济周期中生活最简单的人”。
这位大科学家倒不如对日本说好，日本人说“朴实认真，总之有魅力”，说“纯粹的灵魂无处不在，这个国家值得爱和钦佩”，但是日本人也认为“智慧的需求没有艺术的那么旺盛”，回归到了“他们的本能”。
爱因斯坦随笔《我的日本印象》抄本(图/东方IC )
很明显，在这个时代，爱爱爱因斯坦，即使是钦佩爱因斯坦的人，也很难理解和接受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的研究专家罗森·克兰茨在日记中将日本、中国、印度(其实是斯里兰卡)的人称为“低智商人种”，将其他人种称为“对我们的威胁”，这些发言和思想都是“典型的人种歧视的象征”，在日记中充满了种族主义和非人性的评论， 爱因斯坦认为其中有些是非常不愉快的东西”，怀疑“自己也是难民，甚至被联合国难民局宣传，为什么会发表这种倾向的发言”。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表示，这些文字“暴露了爱因斯坦对不同国家和民众的成见，质疑他们对种族问题的态度。
要知道爱因斯坦在1921年获得普林斯顿大学荣誉学位，从1936年到1955年，在这所大学工作，学习了将近20年，到生命结束为止，有人说过“世界上没有比普林斯顿大学更有深刻感情的地方了”。 “普林斯顿人”很少这样坦率地批评爱因斯坦的发言，从另一个层面来看，爱因斯坦《旅游记》中种族主义倾向的发言和思想，现在显示了多么尴尬。
图/图虫想法
历史与时代土壤
但是，“无缘无故无爱，无缘无故无仇”，爱因斯坦20世纪初的这些思想，其实是历史和时代的土壤。
在纳粹反犹太主义激烈、被迫离开家乡被“永远剥夺德国国籍”之前，爱因斯坦是德国人，受到了德国文化、思想、社会感情的影响，但在当时的德国思想界，东洋人、东洋文化中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差别。
1704年11月20日教皇克雷芒十一世(克雷芒pp.Xi )以“禁止”(将孔子学称为异端学说，中国信徒崇尚孔子，严禁祭祖，违反禁止，对容忍这种行为的传教士进行改革，对其提出了教育威胁)为标志，在西欧暂时研究中国文化，尊重气象
安松在《世界旅游记》中蔑视“中国人都是小偷”，1700年意大利人菲涅龙( Francois Fenelon )进一步编造了“死者会话”，英国经济学家亚当·史密斯在《国富论》中将孔子学的农本主义思想作为反对的典型分析批判，推销他的重商主义理论……
在这一点上，以“思想最活跃”自夸的德国知识界最突出，种族歧视的颜色最明显，不加掩饰。 18世纪后半叶，德国哲学家海德公然反对“中国癖”，认为中国社会还处于“幼儿期”，不值得学习。
▲黑格尔(图/虫想法)
大哲学家黑格尔( G. W. F. Hegel )从孔子学(其实是宋明理学)“杀人欲”看到对中国文化和社会个性的忽视和破坏，指责这种破坏会引起“中国人极其不道德和习惯谎言”，并且把中国文化视为“世界文化中最低级的文化”。 …
令今天的人哭泣的是，这些具有代表性倾向、立场的德国思想家在对中国和亚洲说出这样的话时，对中国和亚洲的理解其实是鳞片爪，是相当有限的，基于这种贫乏素材的“研究”“结论”，正确性在今天是可以想象的，但当时并非如此。
19世纪末，哈克斯利和斯宾塞将生物学概念达尔文进化论引入哲学和人文社会学界，进化为“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也应该像生物界一样处于“优胜劣势”，白人是“优”，他们应该天生拥有特权，占有更多资源，“劣等民族”
战后思想界反省时，很多人认为战后法西斯主义，特别是纳粹主义的兴起和人民主义化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蔓延有很大的关系。
纳粹把日耳曼人称为“优等民族”，“优等民族”应该从“劣等民族”中剥夺“生存空间”这一理论，在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暴行控诉后，唤醒了全人类的良心，在引起欧洲战祸之前，“应声者们”以白人为中心，对有色人种的成长抱有自然恐怖感的“新旧世界”持赞同态度的人很多。
二战前美国废除了奴隶制度，种族主义仍然是白日下可以提倡的“潜规则”。 19世纪后半叶形成的3K党，南北战争后失败的南方白人抵制政治变革，迎合了反对种族平等的心情，大幅度推迟了美国种族平等的进步。
▲电影《一个国家的诞生》的照片(图/因特网)
1915年，着名电影《一个国家的诞生》上映，作品中美化了南方美国人(实际上是南北战争前的南方白人)，引起了南方下层白人的共鸣，他们感到自己的功绩和“美好的日子”被黑人和犹太人夺走，立刻发起了暴力白人至上运动。
同年，在一场争论审判中被判终身监禁的犹太人工厂主法兰克被集体带走，被私刑处决。以“新3K党”诞生为契机，最盛期党员人数达到数百万人(称之为600万)，他们以焚毁十字架为活动标志，滥用私刑到“目标”，曾经谈虎色变化
普通人马上就反抗私刑，内讧严重，3K党很快就爆发衰退，但是在很多南方城市，“黑白人不能一起去学校”，黑人不能坐公共汽车等赤裸裸的种族歧视措施依然是理所当然的。
对黑人，对中国人也不例外。 美国和加拿大分别在1882年和1885年通过《排华法案》，美国法案禁止中国新移民进入美国，不允许已在美国生活的华侨加入美国国籍。 加拿大法案不仅包括了美国法案的全部内容，还对中国入境者征收了“人头税”，并采取了禁止华裔女性入境等歧视措施。
在北美的城市中，剥夺了华裔市民的市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不允许当地人向华裔租赁住宅，以“整顿”为理由拆毁华裔住宅和商店，不允许任何业者雇佣华裔，甚至不允许政府机关从雇佣华裔的业者那里购买等，制定了更赤裸裸的差别法规
这些法案和措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也相继被废除，关于道歉有必要等到21世纪。
▲西奥多罗斯福，1901年就任美国第26届总统(图/东方IC )
关于北美的原住民，美国到19世纪末为止，以用武力根除印第安人为合法，不能想象“死去的印第安人是好的印第安人”这多个来源的“格言”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传播的，骑手名将，后来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说“十个好的印第安人很少 还有一个人没有深入研究”，1886年他断言，被当时的美国各界很多人当做圭舍。
加拿大没有效仿美国实施土着人民屠杀，但在白人优越论思想的指导下，政府公然通过“土着人民同化”的原则，主张通过文化上的断绝和毁灭，使几代人中的土着人民“完全融入主流社会”。
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从1870年开始，在当局的激励、资助以及强制下，教会在全国各地设立了数千名“土着寄宿学校”，强制将土着学龄儿童带出家庭，剥夺父母和家人的监护权，交给了教会。
孩子们被送到寄宿学校隔绝，被禁止说民族语言，不能留下民族的宗教和习惯。 我只会说英语和法语。 然后“培养和维持符合文明规范的言行”。
由于白人的优越论思想，寄宿学校对这些原住民的孩子采取了很多粗暴的手段，敢于抵制文化洗脑的孩子们如果遭到各种体罚、性虐待的孩子的父母表示反对或不满，当局会以“违反印第安法”的罪名逮捕处罚。
另外，有些寄宿学校的管理者基于所谓的“优胜劣化”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原则，对这些原住民的孩子进行了一系列荒诞的医学考试，如电击、饥饿考试，甚至不育和优生考试。
▲加拿大土着住宿学校(图/网络)
据不完整的统计，1870年第一所寄宿学校诞生，自1996年最后关闭以来，共有15万多名土着儿童被强制送走，受虐死亡的信息超过5万人，另外还有5.5万名混血儿童被强制送往白人家庭。 对孩子们的家庭来说，他们的孩子无论出生还是死亡，都不能再回家了，发出声音也没办法。
当时的美国有很多活跃在政治、文化、社会各界，以“文明”和“进步”的面貌出现的名人，他们在很多领域确实有开放进步的发言，但在种族歧视方面也是坦率坦率的。
例如着名的记者斯托达尔和航空英雄，后来从事政治工作的林白( Charles Augustus Lindbergh )说，后者“反对种族歧视”，白人公开声明为了确保自己的优势，必须“种族垄断”航空等重要技术。
在德国，很多人从战前的“历史学派”开始用国民语言宣传基于民族主义和“优等生民族论”的“优等生民族空间论”。
早在19世纪，李斯特( Friedrich List )坚决反对贸易自由化和经济自由化，主张德国合并荷兰、丹麦和旧匈牙利帝国、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欧洲领土，“未来属于“大经济空间”，只有这样的大德国帝国能够与美法俄竞争 提倡“地球上的统治民族被各自的民族源头淘汰”“日耳曼民族从天赋的优良特性出发，领导伟大的历史使命，即世界事务、开化野蛮国……注定要防止野蛮和半野蛮土着人民的影响”。
▲拉扎尔(图/虫想法)
最先明确提出“优等生民族生存空间论”的是莱比锡大学教授，地缘政治学的创始人之一拉扎尔( Friedrich Ratzel，1901年提出)。
由于一战败后德国民族的丧失和反抗迅速膨胀，“历史学派”曾被学校开除，但在德国知识界和人民中得到更多反应，即所谓的“后三杰”弗里德伦德·普雷希特( RobertFriedlnder-Prechtl )、佐姆巴特( Werner ) 和斯潘( Othmar Spann )出现，他们用不同的逻辑、语言和风格来解释“生存空间论”和“民族优劣论”，引起广泛的共鸣。
他们虽然不是法西斯主义者，但他们的思想中有很多要素被纳粹吸收了，他们的言行有着“种族优劣”的观点，在当时的德国实际上是自上而下的，有着深厚的人民主义基础。
正如战前开始连载的比利时漫画《丁丁的冒险》一样，欧洲也承认种族歧视的颜色，但其作者埃尔热具有人道主义思想，作品的倾向有了进步。 尽管如此，在战前的一些作品中，作者还是自然地揭示了白人在刚果的“优势”，设计了可能是侮辱当今当地人的细节。
二战后，作者的思想与时俱进，自主修正了这些情节，表明时代的进步使种族歧视在战后“政治上不正确”，而种族歧视在战前的欧洲也是“承诺的俗成”，在很多人不知不觉中落入了“陷阱”。
爱因斯坦写了旅游日记，在这种“大气候”中，这种历史和时代的土壤，现在只能创造种族主义思想，实际上是种族主义思想。
0图/图虫想法
很多现在的研究人员不理解爱因斯坦在《旅游记》中的这种思想和发言，却忽视了基本的事实
爱因斯坦开始感受到种族主义的威胁，流亡是希特勒在1933年登上舞台后的事情，但是《旅行记》反映了过去11年的《爱因斯坦》的镜像，雕舟求剑是错误的。
亚洲过去:鞭打歧视
有趣的是，19世纪后半叶东亚传统的中国中心体系崩溃，追求自身强大的“先进亚洲人”倾倒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旗下，合理化对民族的歧视，把“全面改造”作为进步的唯一道路。
当中国执着于西学的“体用辩论”时，日本维新者已经从第一个“尊攘派”(主张尊王攘夷派，不回幕府，回到君权独大的体制)一家独大，迅速转变成了“脱亚入欧派”的大流行。
福泽谕吉早在幕府时代就写过“西洋事件”，主张日本全面西洋化，为了轻视以古代中国为基础的“尊攘派”，他不顾讨论中国乃至日本的“国民性”，主张“彻底改造”这种国民性，首次进入“文明状态”的日本担任这种“改造”的领导者
他的这些主张被支持者概括为“脱亚入欧论”，日本民族主张通过彻底的自我改造，使自己“进化”为“欧洲人”，与过去的“愚昧落后的自己”和“同样落后的”邻居完全断绝。
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日本几千年来改变了不吃兽类肉的习惯，曾经有人主张用西装革来代替和服的木屐和西洋指挥刀，用“血统改造”来改善日本民族的遗传基因。
▲福泽谕吉(图/因特网)
“脱亚入欧论”在明治维新初期变得耳聋了，但结果与很多日本人民族的自尊心不相容，在喧嚣之后成为“兴亚论”上位。 “兴亚论”始于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发扬于山县有朋、冈苍天心，20世纪后被日军广泛借用，成为“大东亚理论”的主要思想源泉。
“脱亚论”和“兴亚论”的共同依据是社会达尔文主义，主张“优胜劣化”，主张不惜战争扩大“生存空间”。 前者认为包括“旧日本民族”在内都处于“劣势”的排列，只有模仿西欧才能“优胜”，后者认为将日本纳入“优胜”的范畴，有义务在东亚享受特权和“最大的生存空间”。
“脱亚论”和“兴亚论”实际上是种族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在日本发展的不同阶段的两种表现，日本刚开始思考“脱亚”，自己也有差别的羽翼变得丰富的话自己就会“提高”，和周围的过去的自己一样歧视“差”的邻居。
但是，日本维新的成功，特别是在大规模的清国和俄罗斯连胜后，东亚范围内的维新者，革命者曾经仿效日本的“民族性改造”，追求自身的强大，他们几乎完全模仿日本的“脱亚论”和“兴亚论”的论调(包括民族歧视的论调)，追踪更根本，根据日语着作来源于西欧的社会达尔
▲在上海张江高新区定居的爱因斯坦像(图/图虫的想法)
20世纪20年代的爱因斯坦夫妇，在这样的“大气候”下，来到当时的骚动远东，奔走访问花和蜻蜓的水。
他有一个沉重的时代框架，深入不了华中、华南的中国社会，了解和接触被称为“麻木中国人”的心灵世界和社会的真实，主要是西侨社会，之后的记述不断强化和自我证明。
爱因斯坦在1933年纳粹主义开始直接迫害犹太人后，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这些《旅游记》就是过去十年前大量发表人文主义、反种族主义言论的现实。
很明显，只有歧视性的痛苦和自己才能反省和接触灵魂，伟大不像爱因斯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