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表了纪念“五一”劳动节的口号，“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开人民代表大会，设立民主联合政府。 这一政治主张立即得到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的积极反应，表明各民主党派亲自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标志着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和政党制度建设打开了新篇章。
“五一”口号是当时最强烈的声音，让人感受到中国共产党海纳百川的博大心情，感到“公鸡唱天下之白”的瞬间即将到来。 回顾历史，民主党派为什么高度评价“第三条道路”，然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薄弱共同战略推进，期待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迅速成功”
面对国民党军队占领张家口的事实，调停者之一梁漱溟感叹“苏醒了和平死了”。
1945年8月，随着抗战胜利的到来，以民同盟为中心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登上了中国政治的中心舞台。
从国际上来看，战后民主的浪潮席卷了世界，新的民主国家诞生了，世界和平民主团结的强烈声音给各国政党带来了强烈冲击，美、英、苏强调团结和民主主义对中国世界和平的重要性，民盟报告说:“这个国际环境，这个世界的潮流，同时确定了中国的未来。 明白了，今后的中国，必须建立民主国家。 因为不民主的国家，在今天的世界里，已经没有存在的机会了。”
从国内来说，民国以来的内外战争使人们痛苦，精疲力竭。 战后，国内人民普遍厌恶战争，迫切要求和平民主。 丰子恺写的《子弹成为花瓶，这个世界上没有战争》漫画是人们内心的真实描写。 更重要的是，国共两党的谈判和对立也促进了“第三条道路”的兴起。 抗战结束后，民盟为首的中间党派迫不及待地向中国人民描绘玫瑰色的未来“第三条道路”。
1948年4月3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发表了纪念“五一”劳动节的口号。
1945年10月，民盟在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说，其神圣使命是“把握这一千载一时的机会”“使中国成为十分道义的民主国家”。 那么，如何实现“充分的民主国家”呢？民盟认为“国民党不能用武力消灭共产党，共产党也不能用武力打倒国民党”，“中间的政治协商渠道”是唯一可能的正确途径，即“让苏联的经济民主充实英美的政治民主， 以各种民主生活中最优良的传统和可发展趋势，创造中国型民主，是中国目前需要的民主制度。
值得注意的是，民盟所谓“苏联经济民主”的价值取向，是以苏联为典范的“平均财产”，主张保证公共事业和垄断性企业的“公营原则”，国家制定统一的经济计划，限制民间商业。 这些主张不仅关系到中国知识分子追随流行的社会主义思潮的折射，也关系到中国知识分子多年来羞愧与工商精英的历史传统。
中间党派着眼于城市，无视危机的乡村，和中国最大的改革社会资源农民疏远了。 “这只是中国的自由主义和知识分子的孤立运动。”1946年国共内战爆发后，和平民主主义的前景暗淡。 面对国民党军队占领张家口的事实，调停人之一梁漱溟叹“醒来，和平死了”，解释了中间党派及其“第三道”是多么苍白。
民盟主席张澜后来感慨道:“老蒋的天下，没有中间力量的生路”
全民族抗战以来，国民党政权不记得民主和改革的精神，也不忘独裁和剥削的劣性。 1945年日本的投降为国民党政权的权威重建提供了最后的机会，但国民党还没有把握机会。 战后的接受是第一次送给国民党政权陷落地区的人们的“会见礼”，人们被政府高官、军事机关、间谍机关以快感掠夺。 国民党大员贪婪地抓挠的是“五子”:金、车、家、女和票，有时被称为“五子登科”。 即使国民党大员接受过程的混乱，“河流漂来不如地面滚来(指开车去比船快)。 地面滚动是天空飞不过来的，不是从地面飞出来的(残留在塌陷地区的间谍和汉奸，挥身又成了收货人)。 着名记者陶菊隐描写了国民党官员的丑态:“饥饿鹰在空中飞翔，饥饿虎在当场滚动”。 曾是蒋介石侍从室少将秘书的墉麟说:“有个人和“五子”而“登科”，但政府的基础动摇了。 胜利的呼声中，埋着失败的定时炸弹。 ’他说
国民政权给民众的第二个“会见礼”是通货膨胀和物价高涨。 战后，国民党政权将其与假中储蓄券(中央储蓄银行发行的纸币)的比率设定为1:200，陷落区的人们一夜之间陷入贫困，但国民党接纳了大员一夜之间变得富有，陷落区的人们表现出对国民党的失望感，“希望每天中央，中央变得更加灾难”。 之后，为了筹措内战经费，国民党政权乱发纸币，通货膨胀的势头越来越不可收拾。 1947年7月，美联社宣布1937年可以用100元的货币买两头牛，1947年只能用100元的货币买三分之一盒火柴。 通货膨胀引起国统区经济衰退和劳动者失业加剧，同时加剧公务员道德丧失和知识界对内战的强烈反感，动摇了国民对国民党统治的信心。
即使国民党政权不断令民主党派的人们失望，他们也对浪费民心的国民党政权抱有幻想。 他们认为国民政府应对现在的形势负有责任，这个政府还有能力结束改革和内战。 1947年春天，北平、天津585位教授发表联合声明，希望国民党立即停止内战。 “诚挚地与共产党谈判谋求和平，建立联合政府”同年10月，国民政府的发言称民盟为“中国共产党的附庸”，西安警备司令部射杀了民盟中常务委员兼西北总支部主任委员杜斌丞。 10月27日，国民政府宣布国民同盟为“非法团体”，提议“严厉取缔”。 11月，民盟被自动宣布解散，民盟主席张澜感慨道“老蒋的天下，没有中间力的生活道路”。 随着蒋介石在人们心中形象的崩溃，民主党派人对国民党政权的认识经历了从失望到绝望、从号召到放弃的过程。
中国共产党的“五一口号”提出后，民主党派的人们称之为“号召天下”。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设立的“三三制”政权，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原型。 这激发了众多人民群众的参政热情，逐步赢得了民主党派的赞同和支持。 战后，民主党派和中国共产党一起反对国民党的内战和独裁，他们批判国民党政府的军纪堕落、壮丁和征税过程中的官员腐败等，充分肯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军纪严明、政治清廉和改造旧社会的努力。 但是，国统区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对中国共产党不太了解，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纲领没有反应，不太同意中国共产党指导解放区的政治生活。
1947年以后，随着国共力量对比的政治天平向中国共产党方面倾斜，自由派知识分子逐渐在国共之间选择了中国共产党。 截至1948年底，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学生停课、知识界持续批评，使人们渴望社会正义、政治清廉、生活安定，知识分子坚定地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道路。 更重要的是，知识分子普遍看到中国共产党能够很好地解决国民党和其他各党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
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以山呼海啸般的革命力量席卷中国，对知识分子翻身的瞬间的到来感到非常兴奋。 中国共产党的“五一口号”提出后，民主党派的人们说“声应天下”，“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解决国是不是一党一派的主张，而是所有民主党派和民主团体乃至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 他们还认为“现在的中国，共产党掌舵”。 因为“新中国在东方变得稀薄了”。
几十年后，民盟者费孝通在他去解放区参加新政协时的兴奋仍记忆犹新。 “道路两旁有解放军队远近，又有看不见前头的农民们送粮食的车队，车队里有没有枪的士兵，深夜点着灯笼还在前进。 这表明了中国无数百姓在共产主义者的领导下自发地做着某些事情，这是铁流，无与伦比的力量这一景象强烈地震撼着我的心，我被这种“人民的力量”所压倒。 石家庄的旅行使我与共产党合作的观念更加坚定。 ’他说
就这样，当叛徒离开的国民党政权出演西楚霸王的独演时，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出演了民主势力大联合的群英会。
原来的标题是“五一口号”，为什么“大声应天下”
资料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杨红运(作者是天津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世界影响力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监制:李庆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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