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谟名言-绕不过来的休谟

报道来源:《中国图书商报》，2004年11月19日

一开始在国内出版的西洋哲学史，我们就会在其中看到休谟的影子。他对两种知识的区别和因果关系的怀疑在西方知识论中构筑了他的地位他的人性分析打开了西方道德哲学的情感主义，之后成就了功利主义他的怀疑论为康德打破了独断主义梦想他的经验主义方法成为维也纳学派分析哲学运动的重要法宝。这些无疑都把休谟哲学作为西方哲学发展史的重要一章，同时，休谟只是一个举着经验主义旗帜的人性论者，给人留下了温和怀疑论者的印象。但是，我们从休谟的传记中知道，他不是学院派哲学家，哲学研究对他来说只是一种兴趣，而不是一种谋生的手段。他曾当过家庭教师，后来正式的职业是外交官，卢梭和法国百科全书派启蒙学者的相识是外交官的身份。这些生活经验自然对他哲学思想的形成有重要影响。事实上，当西方学者论述西方政治思想的发展时，因为他的政治哲学理念，后来开始越来越强大的自由主义思潮，他的情感主义引起了政治哲学中的德性和正义思想，他的产权理论引起了关于现代产权的争论，他的经济思想推动了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他的政体理论推动了现代政治学的发展现代英国政治哲学家汉普谢尔蒙克( Iain Hampsher-Monk，1946-)在他有影响力的“近代政治思想史”中，把休谟的政治思想视为他人性论和道德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萨宾和施特劳斯认为休谟的思想是西方政治哲学发展的重要环节。

幸运的是，高全喜教授的新着《休谟的政治哲学》立即填补了国内研究的空白，全面阐述了休谟的政治哲学的各个重要方面，深入分析了休谟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特别是阐明了休谟思想与政治哲学后来发展的密切关系，为了全面认识和理解休谟哲学而更加生动的思想特征

在他的第一本政治哲学书《法律秩序与自由正义——哈克的法律与宪政思想》( 2003 )中，高全喜在1963年哈克发表的《大卫休谟的法律哲学与政治哲学》一文中写道:“通过论述休谟的“一般而不变的正义规则”思想，更全面地阐明了他的“正当行动规则”的内涵”(第12页) 据说由于这种血缘关系，高全喜在完成了哈耶克的思想旅行后追踪，回到了三百年前的休假。他说，休谟“基于人的感情、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协调、同情和道德情操，建立了面向社会的公共政治理论、民间社会的政治理论和法律理论”(第3页)这些理论对当前西方自由主义和当代中国政治文化都具有明显的启发意义。例如，“关于私利与公益的关系，自然正义与人类正义的划分，特别是法律规则与政治制度的建设，政治道德性的形成与培养，我们可以通过比较与鉴别，或者至少吸收休谟思想的内在营养”(第5页)。读了高全喜的这部着作，我强烈感受到，无论是讨论现在的自由主义，还是重新审视西方哲学的发展历史，休姆的政治哲学都是我们不可避免的重要篇章。

说“休谟不能迂回”，意味着双重意思。一个含义是，现在的政治哲学、道德哲学，以及经济学和政治学，从休谟中获得了不可估量的思想资源。看到西方哲学家论述正义规则、产权问题和自由问题，我们就能轻松地阅读休谟的思想。例如，哈耶克将正义规则即法律视为在社会发展中发挥作用的习俗、传统、惯例和国家法律制度，他的“正当行为规则”是对休谟正义规则的现代演绎，牛津大学法学教授哈里斯( j.w .哈里斯)在《财产与正义》( 1996 )一书中写道，休谟对财产制度的承诺性论述，后来明确为政治哲学家讨论财产权问题的重要起点，同样，萨维尼的历史法学也受到休谟思想的深刻影响。一般认为，休谟对18世纪以来政治经济学和政治学形成的影响远大于其在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领域的影响。但是，正如高全喜在书中所述，“政治经济学是英国社会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它与古代的家政学和现代经济学不同，对社会经济事务的分析具有古典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的基础意义。因此，作为民间社会的政治经济学，休谟和史密斯关于社会财产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但这项研究只能在经验论的人性哲学和正义的规则和制度的前提下进行。在这方面休读提供了研究古典经济学人性和制度的考察方式”( 146页)

“休谟不能迂回”的第二层含义是，政治哲学不是对休谟人性论哲学的支持和辅助部分，而是其哲学思想整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进一步说，正因为他将人性的考察和分析结果直接应用于现实社会的人的自然结果，或者相反，休谟对民间社会的人性本质和制度构建有着深刻的认识高全喜明确指出“休谟的人性学说是政治哲学和社会政治理论”(第3页)。 “政治哲学是休谟哲学的重要方面，也是休谟哲学的核心内容。传统的休谟思想研究以休谟的经验主义哲学认识论为中心内容，而休谟人性论揭示的哲学本性从根本上是人类社会政治性质，或者是人类正义性质，因此政治哲学可以说是休谟“人性论”的核心内容。在这个意义上，“人性论”，特别是第三卷的“道德学”构成了休谟政治哲学的基础理论部分”。 (第8-9页)

其实，他说“休假是不能迂回的”，表面上强调了休假思想的重要性。实质上，休谟解释了对人性的彻底分析和道德善恶标准的定义，直接给现代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提供了论证性话题，或者现代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从政治正义和社会良心的角度解决了休谟提出的关于“是”和“应该”的着名难题。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和哈贝马斯的咨询理论的直接思想来源是康德，但康德思想的基本前提无疑是休谟哲学，“休谟事实和价值两点思想导致了康德的理性划分”(第24页)，“休谟问题不仅仅是道德学问题，还是事实和规范的政治正义问题” 在这个意义上，休谟成为了当今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讨论中必须关注的话题。更具体地说，罗斯和哈贝马斯等人的理论在思想上是康德的，但他们的问题是休谟。正如康德本人所说，没有休谟，就没有他的思想，也没有休谟，就没有今天的自由主义哲学。

我们知道，无论在什么观念领域，思想总是新的，但问题总是永恒的。也就是说，不同时代的思想家在思想上探究同一问题和相关问题，试图分别得出不同的答案。这类问题可能在不同时代被赋予不同的内涵和形式。同时，问题的提出往往伴随着不同方法的使用，方法和角度的变化也是常常提出不同问题的重要原因。因此，在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同时，关注提出这些问题的方法是非常重要的。休谟问题的提出是利用牛顿的科学解释方法和洛克的经验主义认识方法的结果。

牛顿法的特点是在说明活动中追求简单的经济，以最小限度的说明概念说明自然现象和事件。休谟在用这个简单的经济原则解释人类如何形成对事实和道德的判断时，将这些判断与单一的心理过程相结合，尽可能少地使用心理活动成分，给人以不同的感觉能力来说明各自的判断。因此，休谟在心理活动的解释基础上提出了关于人的道德性和政治制度的假说。在此，无论是简单的经济原则，还是心理活动的记述，他的一切说明都反映了必须经验证实的基本立场，所以他在此基础上提出的任何假设都有很强的说服力。休谟说:“我们要努力把我们的实验追溯到最后，至少要以最简单的原因说明一切结果，使我们的一切原则尽可能达到普遍的水平，我们不能超越经验，发现尚未确定的人性的终极原始性质的任何假设，都必须立刻承认傲慢和幻想，放弃”(《人性论》引论，中译，第9页)

从历史上看，休姆提出了经验主义手法的运用和事实与价值两个方面的问题，与他的时代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是宗教神学从科学研究中分离出来的心理学手法的普遍运用。神学背景直接引起了道德领域和政治领域对正义问题的关注，心理学处于当时发展的鼎盛时期，运用心理学方法分析观念的产生和分类，在认识论上应该有相当大的理由。遗憾的是，高全喜在书中没有更详细地分析这一背景，他对休谟政治哲学的主张缺乏哲学方法论的力量。

作为哲学思想之一，休谟的政治哲学必须具有更深刻的形而上学的含义，即人性分析在人类社会的后续发展中总能产生很大的反响，这是他思想的深刻原因。休谟主张我们不能发现人性的最终性质，但他详细阐述了道德性质，尤其详细阐述了善恶、正义等问题，都显示出他追求解释人性根本原则的理想，而且正因为如此，他才把关于人的科学作为所有其他科学的“唯一坚实的基础” 这说明休谟为我们阐述的道德本性是全人类共同拥有的普遍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休谟的道德理论具有哲学意义和上学意义，也说明休谟问题具有恒定的依据。